前几个月上英文课的时候，在五道口的光合作用书店看到新出版的《洛丽塔》，黄偏一点点绿色的封面，底部有点小花纹，新鲜而娇嫩。尽管我对纳博科夫全无兴趣，还是拿起书来摩挲一会儿才放下。刚读到本周的《外滩画报》，才发现这本书的装祯作者是香港设计师陆智昌，他亦是米兰昆德拉文集和杜拉斯文集的装祯设计者。米兰昆德拉那套文集如同这本《洛丽塔》，是由于装祯的缘故摩挲过却不会买的，杜拉斯倒终于还是忍不住买了两本。我不饭她，买了也不看，纯为那书的颜色和触感——都是精装小册子，薄、小、轻，暗网纹无图案，书名小小，居中有杜氏签名，下半面和背面全空。《情人》是草绿，《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是灰蓝。一手拿两本不嫌多，因有法国使馆的赞助，又特别便宜（十六至十八元）。

仔细研究了一下报纸插图，陆先生设计的书我还真没少买。至少还有一本维姆文德斯的《与安东尼奥尼一起的时光》和一本《王家卫的映画世界》。前者封面用了少少安东尼奥尼的照片，大片的留白，里页有不少拍摄《云上的日子》时的黑白照片。后者是真正的图文本，夹了不少色彩鲜艳的电影画面，开头的几篇序竟然用红字，过分精致，呼应书名和目录的红色。封面细小的两祯图，一幅是《春光乍泄》里何宝荣穿着白背心仰头向天，身后远远地有个黎耀辉的背影。这本书除了偶像那篇《越剧钩沉——王家卫的梦呓》，我也是一篇没看。

本以为陆先生设计的书，在我手里就是这个命运了，内容沦为形式的附庸，却突然有一个意外之喜，呀，原来是他！——那次小山帮我从香港背回来的七本迈克的书里，我翻来覆去，比了又比，看是哪本的设计更合心意。出来PK的是《狐狸尾巴》和《互吹不如单打》。《狐狸尾巴》封面是海边小男孩的背影，他怀抱的救生圈却是红的，往远看是夏日的蒸蔚，海水的激荡与清凉，往近看是复杂情绪不可名状，不知是看小男孩还是看到什么时间的谁。这其实是偶像拍的一张照片，二零零零年六月摄于希腊。抛开感情的因素不谈，我却要更钟情《互吹不如单打》，因它彻头彻脚用白色。惟有白色，才有无限的可能。牛津所出的几本，装祯里要数这本最素净，却也不是一般的好看。并且外面的封皮是活的，不小心轻轻推动，露出一线荧光橘红惹起嫌疑，一掀开，白纸黑字顿时换了电光衫，火辣辣的橘色，使人误以为看到了澳大利亚游泳队的泳装。更糟糕的联想是潘金莲一身缟素不小心露出里裙粉艳艳的马脚……。这外表沉默，内心火热的写照，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闷骚？

偶像的粉丝们表打我……我也是真心为了偶像好，虽然胡乱浮想，无法联翩，但其实不是不欢喜的:P 而这本书装祯的设计者，不用我揭盅，也知道是谁了吧。

上周没到新公司前，因为托尔斯泰的缘故，读了一点朱天文的《花忆前身》，就手又读了一点朱天心的《江山入梦》。姐妹两个从落笔到脾气各有大不同，但是前者的《花问》和后者的《闲梦远 南国正芳春》抓住我的地方都一样，是那分似曾相识。刚读或会觉得厌，唉，为什么这么唧唧歪歪，在大好的时光浪掷热情啊。那分酸酸楚楚，满腹柔情，要象是大观园里供起来的姑娘，即使食人间烟火，也是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

后来却想起，十几年前的自己恐怕也是这样，在局里时是局外人，满腹心事，坐在人群里左看右看，好象看一部别人导演、没有剧本的电影。本来往事已被日复一日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冲得七零八落，尘烟滚滚，这时枝缠蔓绕地又给勾回来。

九九年去电影学院看过一次电影，是侯孝贤特赠给他们胶片的《风柜来的人》。看的时候，坐在附近的一位DD一直笑一直笑，完毕后，却说不知这电影在讲什么。但是这电影根本也没在讲什么呀。就是几个青年人，无所谓地过日子，给我们惊愕地旁观。可以想象，在八三年那片子刚放映的时候，观众更是怎样一种愕然。好象另一个导演柯一正所说，“那片子要讲的就是无所事事和浪费生命啊。”

这电影里，总有一些细节是旁观者经历过的，也许不是故事、关系、爱情，也不是情绪，什么都不，但就是看着眼熟。也许是那股漫无目的劲儿？也许是那股听天由命的茫茫然？只不过我们肯去看这种故事的观众，不敢就那么漫无目地走下去罢了，对于别人的生活，也来不及旁观。

谁会拣这种故事来写、来拍？无非是那些一生的旁观者。我相信他们进一个情境，绝不能陷身进去，最多不过是参演，总是不小心要跳出来旁观，总免不了成为局内的局外人。流露的目光也许是赞赏，也许是同情、无奈……千百种故事，都能感同身受——虽然并非身受，却足以比常人多活几世辰光。《小毕的故事》，是另一例证。

看不出《花问》和《闲梦远 南国正芳春》是几时的作品，似乎姐妹两个早不再写这么青涩的文章。我真是佩服她们的勇气，把那丝丝缕缕的心绪、少年人无处释放的热情不保留地写出来，把小我放大成人间悲喜剧。那是我们藏都来不及的。所以有时我不免想，好象好的演员只要开麦拉就可以在一众工作人员面前毫无顾忌地嚎哭疯魔，所谓天才的作家，不过是晓得趁适当的时机，不忌惮感情的恣意宣泄，不介意成为缄默者的镜鉴。

新同事问我，为何坐八点五分的班车，却要六点半起床。我想了半天，只好说，我磨蹭。确实，六点半闹钟叫，我先按熄了它，闭着眼痛苦地挣扎十分钟，再爬起来，走到客厅喝水，然后躺在窗下的沙发十分钟，发呆或看报纸（外滩画报较适合此情境，字多就不行），然后吃早点。最近因为姥姥在我家，Cathayan每天早上都很勤快地买豆浆油条包子，我得以沾光，边吃边看电视。然后收拾洗漱，然后几乎从不例外地，跳着脚冲出家门，蹿上电梯，疾走至大门口，明明准备乘公车的，零钱都揣在袋里，却不得已地打了车，差一分钟都会乘不上班车。

忙碌的生活，晚上就不去说它，回到家没走什么过场就呼呼大睡。并且呼呼大睡已是较好结局，Cathayan对此表示诧异，因为我通常换新工作都是睡不着觉，或是没觉可睡。于是一整个星期里，自我就被挤逼成了早上那一小点儿。由此可见恶习常常都有某种心理需求做硬实后盾，同时兼任安慰剂，不由人想戒就戒。

离开上一份工作，老板们请吃饭时，聊到部门老板的日本太太天天起大早给家人准备丰盛的早餐（米饭、自制汉堡……），我们的实习生说，韩剧里常常看到韩国人一早就吃米饭、酱汤，和一桌子的菜。不知社会进步，工业进步，这种早晨的习惯是否可以长久保留。

广东人道早安，有时说是“早晨”。我特别喜欢听，觉得简朴而亲切。广东人的早茶，洋洋洒洒，可以到中午，简直奢侈。我记得有个周末的早晨，我病了，醒得早，和爸爸妈妈去雍和宫旁的金鼎轩吃早点，点了粥、斋肠粉、云吞面……干疼的喉咙顿时滋润。北方人晏起，稍微早一点，即觉环境清净，时间充裕，并且纯是拿来享用的。

阮玲玉是贪点儿依赖，贪一点儿爱，我是贪点儿早晨，贪一点儿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