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八月中是小龙虾节,又到了爬梯的时候。
这一次请我们去的是约瑟芬的妈妈安妮卡,上次参加约瑟芬的先生卡勒的生日聚会时认识的,结果教瑞典语的安妮卡和瑞典语小学生Cathayan一拍即合,有问有答。瑞典语初学者的苦恼是,他们鼓起勇气在超市、饭馆讲瑞典语,对方一看他会,就劈哩叭啦地用正常语速说上一大串,直到把他说得头晕眼花不得不说sorry,他们一看他不会,马上叭地扭到英语频道,完全没机会练习(想想体贴的中国人,一看见老外,再怎么号称会中文的,多半也会改成幼教语速,“你——吃——了——吗?”)。只有安妮卡这样的专业人员,才会面带微笑循循善诱地带动小学生说一句,再说一句。
在北京的时候,我连簋街也没去过,第一次吃小龙虾还是在瑞典吃J小姐做的麻小。瑞典人要怎么吃呢?C同学做了一下预习,看到一个英国人说,去瑞典人家里吃小龙虾,千万别空腹,因为他们吃一只,唱一首歌,喝一杯酒,再吃下一只,小龙虾壳大难剥,几巡下来跑到肚子里的肉没多少。于是我们两个专门跑到马尔默节(一年一度的全省大赶集)上吃了黎巴嫩大饼和越南米粉垫底。然后跑去火车站和约瑟芬、卡勒碰头,因为安妮卡家住Lund。
大概因为马尔默节,火车站乱成一团,我们在烟尘滚滚里屁滚尿流地到了Lund,被安妮卡开车拉回家。她穿着立领长襟白衬衫,头发梳成麻花盘起来,戴着七彩大珠子项链,是我见过最精神的妈妈辈。Lund是大学城,一向比蓝领聚集的工人城马尔默安静,傍晚的西郊更静,房子都藏在树丛里。进了门才重入红尘。
约瑟芬的爸爸本特在门口迎接,他秃头、胖、有一点点羞涩。上次聚会就没和他说什么话,本以为他沉默,这次席间他举杯敬酒,却是逗得来客哈哈大笑。我猜一半因为他的幽默是瑞典式的冷幽默,一半因为他不太会讲英语。晚上来客有十五六位,大多数是安妮卡和本特的朋友,我是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见这么多父母辈,他们却仿佛和下一辈相处惯了,一一握手问候。
白天本来是很温暖的,夜里聚起乌云。本来要在花园里吃,本特担心下雨,搭起了棚子又给大家分发毛毯。花园里没有一般瑞典人讲究的草坪,而是遍植果树,苹果、李子累累垂垂,几树蓝花开得正艳,烛光一亮什么也看不清,但有一种被丰盛簇拥的感觉,窝在灰羊皮里,等着开饭。
小龙虾堆了一盆一盆,来自土耳其和中国,八爪鱼似的大面包是安妮卡自己烤的。本特托了一盘子酒,耐心地跟C同学解释,这是斯科讷省土产白酒,那是自酿的黑莓酒……坐我左侧的罗伊斯(是安妮卡的同龄人)绅士地担负起导师重任,教我吃小龙虾的工序:先嘬嘬汁,然后剥掉头,有黄就吃掉,没有掰开大钳挖挖肉,然后拽下虾身子剥出肉来,去掉虾线,进嘴(好像有点茴香味,又或是迷迭香,很鲜)。又或是来个奢华版,剥上几只堆在面包里,抹上蔬菜酱做成小三明治吃。我拼命提醒自己,这个东西是吃污泥的呀,不能多吃不能多吃……手嘴却反其道而行,干掉一只又一只。
其间一道菜一道菜传来,沙拉、奶酪、酥皮派、蘑菇派、西葫芦派……唉,空腹都盛不下。幸好歌是唱了一巡又一巡,非常有助于消化。我这个对瑞典语一窍不通的就南郭先生,看着歌词(安妮卡特地给每人打印一份)光张嘴不出声……有的歌还真是好笑,在他们翻译后笑出声来,譬如一首讲喝啊喝伏特加,喝了以后亲吻俄国人……又一首讲多喝啊多喝,杯中酒强过巧克力和维他命C。数一数,一共唱了十五首。
今天发照片给妈妈看,回信说,照片前边那个姑娘好漂亮,我说,那就是我的同事约瑟芬啊。从前一直疑惑约瑟芬怎么能这么漂亮又这么聪明,又这么勤奋敬业,又这么勇敢独立,又这么果断成熟,又这么活泼随和,又很有艺术品味……她二十九岁,结婚一年,先生卡勒低调温和善良可靠;事业上极其好学,举一反三,一教就会,是我项目组和整个部门的得力干将;朋友很多,超爱搞笑,生活丰富多彩(读书俱乐部、健身房、爬梯、旅行),并且绝不招人嫉妒……总而言之,如果你有女儿,就会希望是她这样的……现在见到安妮卡一家就明白了。
安妮卡和本特是同事,性格很不一样,一个外向,一个内向。安妮卡坐在花园里陪客人,本特走来低头问她事情,神态温柔极了,安妮卡抬头跟他吩咐,果断,但是一脸关切的笑容。本特照顾客人饮酒,拿盆子收拾小龙虾壳,安妮卡在我身后给我披上她冬天的棉袄,给朋友的女儿安娜裹上毛毯,给大家分发餐巾纸,和老友聊完天,时不时过来跟Cathayan说一会儿瑞典语。甜点咖啡时间,两辈人自然凑作两堆,我们这堆是约瑟芬、卡勒、约瑟芬的弟弟Eric、安娜和我们俩,藏到暖房里,在葡萄架下天马行空。一会儿本特来拍两张照片,说发到他的facebook上,一会儿安妮卡来看看大家冷不冷,跟我们说:我披的这件老虎袄啊,是孩子们小的时候缝给他们的,现在他们大了,就成了我的暖袍。
他们有三个儿女,约瑟芬是老大,二十九岁。她出生的时候,安妮卡只休了六个月产假就回去上班了(那时候还不多见,家庭主妇多余职业妇女,产假可休一年半)。约瑟芬面孔像妈妈,骨架像爸爸,安妮卡站在她身边象个娇小的妹妹,两个人参加同一个读书俱乐部(也读浪漫小说)。约瑟芬年初去慕尼黑工作时,安妮卡常去看她。问起她对该市感受,她说你知道我们这辈对德国人成见很深,所以呀,我才不稀罕慕尼黑,只是想见到女儿。
老二Eric二十七岁,是个瘦高帅哥,学政治学,,和相处八年的园艺工程师女朋友住在姐姐婚前的旧公寓里,九月去斯德哥尔摩的一家政治咨询公司实习,预备明年毕业。姐姐之前形容他不爱社交,结果他出人意料地和C同学大谈特谈中国话题,思路极其敏捷。问他实习工作好不好找,他自嘲地说,我可不是靠自己,因为本特认识该公司谁谁谁才找到的,看,走后门托关系,和中国没啥不同。
老三Agnes二十二岁,是小妹妹,有一点点内向,爱抽烟,自己住在马尔默。这回来晚了,带着好朋友及其男友。安妮卡说,Agnes和好朋友一起去伦敦交换学习,遇到了这个墨西哥男孩子,现在好朋友要跟他回墨西哥了,噢谢天谢地,Agnes没有爱上这么远来的男孩子。约瑟芬得意地说,卡勒家离Lund才二十公里!
在洗手间里,一个大相框拼贴着三个小孩儿时照片(那时本特还不胖,而且有头发),看到一个十一二岁梳马尾巴的小女孩,戴着圆眼镜,有点小曝牙,认真而天真地看着镜头,原来是天鹅小姐小时候。安妮卡房间里又有一组相框墙,是上一代,再上一代的泛黄照片。这个房子里,对于时间的消逝、成长和老去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温暖的态度。这个和上一辈的爬梯,也特别温暖,好像被这家人无以伦比的健康状态(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影响了。
葡萄快熟了。安妮卡说去年葡萄特别多特别甜,本特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把它们做成汁。结果邻里的小孩子们总是在午后站在门口喊,安妮卡,安妮卡,你还有糖汁给我们喝吗?


cathayan特批你吃龙虾了啊!